这周告别四平，孤身一人深入通化，禁不住客户的热情，以及一颗蠢蠢欲动的心，在勤勤恳恳、像孺子牛一样完成工作后，便噌一声跳上集安客户的车，踏上盘旋迂回的公路，迎着潺潺的流水、绽放的雏菊，到达中国第三十个世界遗产——素有小江南之称的集安，开始我的高句丽文化之旅。

先怒赞集安的朋友，热情得不得了，特别是客户姐姐和她的女儿然然，与我十分投缘，小宝贝还为我作画一幅，送作纪念，这么活泼善良的小姑娘，真是太喜欢她了！

高句丽，素有争议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国，后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五女山城）。西汉元始三年（公元３年），迁都“国内城”，同时筑“尉那岩城”（均在今吉林省集安境内），至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第二十代王“长寿王”迁都平壤。公元668年，高句丽政权被唐与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军所灭。

还是先说景点再说历史的争议吧。

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吉林省集安市境内以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此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12座王陵、26座贵族墓葬、好太王碑和将军坟1号陪冢。

我们去的第一个景点，是号称“东方金字塔”的将军坟，墓主人便是上面说迁都平壤的第二十代王“长寿王”及其王后，陵墓被发现时被误以为主人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军，故成为将军坟。陵墓位于龙山脚下，面对鸭绿江，面向西南，猜想是面对其父亲的陵墓而开，真是上风上水的宝地。陵墓已经存在1500多年了，造型颇似古埃及法老的陵墓，基长31米，高12米，墓体呈方锥形，共有7级阶梯，护坟石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覆顶的石头重达50多吨，据说是古代高句丽工匠运用冰上运输、滚木、填土斜坡等办法，从几里外的五女峰采摘来的（很了不起！）。墓顶现在已经很平坦了，但猜想以前应该有石亭，墓内没有壁画，简单肃静，犹如墓主人一样神秘和遥远。下图为将军坟及其一号陪陵。

第二个景点是好太王碑，是长寿王为其父亲所立，碑主人在位期间，高句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碑原料是火山岩，重37吨，高高耸立，据说是6米多。好太王碑是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丽考古史料，碑四面环刻汉字碑文，主要讲述高句丽国家的起源、碑主人好太王一生的丰功伟绩以及为好太王看碑守墓人的情况（任何人不能收买守墓人，否则就要为好太王守墓终身，＝＝）……下图为好太王碑及部分碑文。

第三个景点是五盔坟，即贵族墓葬群，跟山东孔庙看到的差不多，坟墓越大表明官位越高。将军坟是葬于塔内，不算地下，这些贵族墓位于地下，很潮湿，但壁画很漂亮，而且保存完好，颜色鲜艳，栩栩如生，富有想像力。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伏羲女娲、黄帝神农、车马制造（整个人类发展史嘛，从人类起源，到农耕时代，到手工业时代），还有仙人、僧侣、道士等，还有高句丽的图腾三足鸟，生动表现出了丰富的中原文化根基。下图是五盔坟的壁画图之一。

第四个景点是丸都山城，是战时都城的庇佑地，与国内城相互依附，互为都城。山城三面环山，一面是陡峭的绝壁，成为天然的屏障，另有一个狭小的入口，内抱较为平缓的坡地，北高南低，形如簸萁状，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城内有溪水泉眼潺潺而下。城外，在群山环抱的通沟平原上，现存近7000座高句丽时代墓葬--洞沟古墓群，堪称东北亚地区古墓群之冠。下图为残余城墙。

最后，去到鸭绿江边，远眺对面的朝鲜。抗美援朝志愿者们是跨过丹东的鸭绿江，明朝李如松赴朝抗击倭寇是跨过辽阳的鸭绿江，但我此刻面对高句丽历史中的鸭绿江，仍无法淡忘那些在历史尘埃中渐行渐远的英雄们，依稀仍能看见他们奋勇杀敌的身影以及护国保家的铁血丹心。但古来征战几人回呵，只有鸭绿江，仍在宠辱不惊地流淌着……

一路上见到很多韩国人来朝拜，因为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朝鲜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YY吧）。之所以中国要申遗，是要比韩国那边抢占先机，不步中医的后尘，可恶的无耻的韩国！多骂无益，还是看看高句丽的发展史吧。

从高句丽民族起源看，我国学者大体上有秽貊说、夫余说、商人说、炎帝说等，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充分肯定高句丽民族先人的活动范围在周秦之际就在我国东北地区之内。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的势力已超越今日东北的范围。从

高句丽政权建立情况看，国内外学者大都认同是公元前37年，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那时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

从高句丽的灭亡原因来看，自汉至唐，我国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民族政权。如唐太宗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高句丽的自我定位来看，它也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给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央王朝建立臣属关系。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唐朝统一高句丽后，有一大批高句丽人不仅没有对唐朝抱有“亡国”之恨，反而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高句丽灭亡之后臣民的流向来看，唐朝与朝鲜境内的新罗（朝鲜国的祖先——王氏高丽）联合，俘虏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高句丽王朝灭亡，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其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

从高句丽和高丽的关系来看，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朝鲜半岛“王氏高丽”政权出现于公元918年，距离高句丽灭亡已经过去了250年。尽管王氏高丽袭用了高句丽的称号，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首先是两个政权建立的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其次是管辖境内居民构成不同，高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丽族为主。王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新罗人为主，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

从历史的纪录来看，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曾经有国人也误以为高句丽是高丽的祖先。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但误解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开始，它们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我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氏政权，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